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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与行政法共同构成了现代公法体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公法有两个主要内容：（1）居首要地位的宪法性法律，它规定政府机关组织及其活动的原则。

[54]由是观之，纵然现代人越来越生活在一个扁平的时空内，活在当下已然成为现代人的潮流，但人仍然无法摆脱过去和未来的重负。法理科学是人类智识的骄傲，它虽然有种种缺陷、冗杂和错误，却是世代积累而成的理性。

[106]关于宪法与正当性理论的评述，可参见Richard Fallon,Legitimacy and the Constitution,118 Harvard Law Review,pp.1787-1853,（2005）。[42] 3.共和主义的批判 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了，有学者这么形容上世纪80年代美国宪法理论共和主义复兴的盛举。[46] 在1988年《耶鲁法学期刊》的共和主义专号中，麦克尔曼受邀写作头条文章法律的共和国，文章起始于自治和法治的讨论。因此，林肯这里所讲的就是如何在革命之后继承革命的问题：如何让革命者所留下的政治制度永存永续，这是宪政设计时必须自觉考虑的问题。众所周知，葛底斯堡演说的第一句话就重现了一个我们与建国者同在的历史场景：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原则。

而马歇尔是一位复转进法院的革命军人，因此他的判词不仅在讲述着美国的自由帝国梦，还时刻关怀着国家安全、民族建构和宪政彼此间的相互构成：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正在解释的乃是一部宪法，美国宪法被设计去经受漫长岁月的考验，因此必须适应人类事务的各种危机,而美国银行因为可以在民族危机的关头推动北款南调和西税东流，因此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适当与必要的手段，因此是合宪的。[58]正是以这段有关法理科学的阐释为过渡，伯克才得出他最著名的结论：如果国家是一种契约的话，那么此契约是发生在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之间的。地方财政利益协调机制可以分为地方和中央两个层面。

学术界和实务界提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收立法权的主张颇多，但需要区分何种层面上的立法权。[7]周业安、冯兴元、赵坚毅：《地方政府竞争与市场秩序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59页。[10]郭庆旺、贾俊雪：《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财政支出竞争与地区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09年第10期，第21页。诸如地方税如何征收、税率与优惠等问题，就需要基于本级财政能力具体确定。

开展区域财政协同治理须以法治方式为之。二者的交叉体现为区域内财政治理上的协同。

（二）统一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京津冀三地均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4）京津冀区域内地方税体系。[33]与珠三角、长三角等其他区域相比，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无论是在市场还是政府管理上，三省市之间以及各省市内部均有比较明显的差异，而北京又有首都的特殊地位。有学者建议，地方只需备案就可自行设立税种：地方在不违背国家税法统一，不影响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不妨碍全国市场统一的前提下，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地方性税源分布和财政需要，由省级立法机关自行设立地方性税种，以地方税收法规的形式颁布实施，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由于地方没有税收规则的制定权，其财政资金只能依靠中央政府的授予而获得。{7}楼继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在财政资金的分配、支出方面，由于不同的财政能力，地方政府往往借助预算外支出等拉大公共服务的差距，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区域财政协同治理须围绕政府的财政行为展开，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协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协同、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协调以及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力配置等方面。

四、区域财政协同治理的法制框架—以京津冀为例 我国的地方协同治理是自上而下由国家公权力主动推进的，而不是市场自发秩序的结果。在立法条件满足之前，可先在转移支付、税收征管、财政投融资、预算合作以及环境补偿等方面形成单行制度，各区域可以根据其实际情况加以借鉴。

财政本就是为了国家治理而产生和运行的。上述地方立法活动需要通过座谈会、论证会等形式，或根据《立法法》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采取听证会的形式获取民众意见。

北宋文学家苏辙尝言：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另一方面也要发挥财政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使财政体制成为区域治理的制度保障。中央政府还应当建立指导地方政府间财政协同的专门组织机构[13]和活动程序，以更为权威、规范的姿态发挥引导作用。[22]陈少英：《宪法框架下我国财产税法的变革》，《交大法学》2014年第1期，第16页。基于事权法定，上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对下级政府事权范围内的职权不应随意变动。事实上，对政府征税权的任何限制，都会加强绕过财政渠道直接‘获取人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动机，这种渠道首先是征税，然后是政府在市场上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

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方能确定支出责任的范围，进而明确需要满足的财政能力。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税收法律的时候，应当对地方享有的征管权做出明确、具体、合理的设计。

做到统放结合，第一步是由法律提供一般的行为规则和程序规则，而不能只靠文件、政策。基于此，地方不应享有创制性立法权，只能在法律或行政法规已经规定的前提下，对征收管理中的具体问题做执行性规定。

[3]叶青：《国家财政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之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2月下，第25页。[2]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将财政定位于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提出了财政治理的新命题，把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提高到新的认识水平。

同时，法治也是解决地方政府间不当竞争的有效手段。上下级政府间的税权配置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对于行政协议的批准，涉及中央政府权限的行政协议，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明文规定必须经批准的行政协议，须经国务院批准。【摘要】区域财政协同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

[26]周刚志：《宪法学视野中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法商研究》2014年第3期，第11页。我国当前的税制体系主要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1994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要实现良好的区域财政协同治理，需要将对口扶贫、区域经济协调等旨在消弭横向财政失衡的零散做法制度化、体系化，使财政转移支付与财政合作等模式成为规制横向财政失衡的系统性法律，以缓解经济落后地区财政资源匮乏的窘境。（三）财政转移支付 在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中，地方税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共同决定了各地财政预算内支出量的大小。

省以下的各级政府只是无独立资格的分公司与支公司，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往往是不由自主的，尽管它们更接近市场和顾客。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

政府竞争原本是对联邦制国家中政府之间、政府内部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政府之外行为主体之间存在的竞争关系的描述。我国区域治理也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逐渐得到重视，这是对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反思。[10]合理调整央地财政关系，需要通过制度化的规定，保障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目前，这种不均衡的状况虽已得到一定重视，但尚未根本改观。

（四）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力配置 我国当前的区域合作、区域协同绝大多数体现在省一级和地级市一级，其中又以省一级具有典型性。（4）京津冀区域环境补偿规范。

 │ └─┴────┴───────────────────────────────────────────┘ （五）建立区域财政协同治理法制框架的激励机制 要达成建立区域财政协同治理法制框架的目标，需要借助适当的激励机制。首先，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京津二市又为直辖市。

我国的区域发展往往是以一个或两个地方发挥主导作用，其虹吸效应恰是财政协同治理需要解决的。预算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法。